老师的教导永记心中

我五岁死了母亲，母亲生下我后卧床不起。我们生活困难，父亲就到站台码头当搬运工。爷爷闯关东死在外面，根本治不起病，吃点草根、草叶的药也不顶用。婶婶对我说，我生下来就像个小猫，满脸就是二个眼睛，数了数一个零件也不缺，鼻子、眼睛、耳朵、嘴全存。我三岁还不会走路，说话挺早，说出话来甜丝丝的招人喜欢，全靠着这家婶婶、那家大妈给口奶吃，这家爷爷、那家奶奶给玉米面、高粱面粥，吃的十全，舅舅来我们村就上房给我捉麻雀吃，据说吃麻雀能早走路，可是我越吃越像麻雀一样的瘦。四岁时我会走路了，又到地里捉大豆虫蒸着吃，剥下皮吃那白嫩嫩的肉，二年下来长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圆脸。寡妇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帮她烧烧火、打点水。

我六岁的时候村里成立了一个学校，只有一个班，学生从五六岁到十五六岁不等，全是一个字不识的学生。一天村头围着一大圈人在议论着，几个穿长袍衣服的人来村里抓八路军（认字的）乡亲们都说村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村人，种地的，拿铁锹的，哪有认字拿笔杆子的？我听了后就跑到学校去告诉宋老师：他们说咱村有认字的八路军？那穿长袍的人要来抓他。宋老师一句话也没有说，紧紧抱着我“小梅，我的好女儿，叫我一声妈妈，你永远是我的好孩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她给了我五个铜钱，那天晚上那个穿长袍的人到学校打了看门的老爷爷，打了做饭的老奶奶，说他们走漏了风声，八路军跑了，第二天学校封了门。从那以后我脑子时时刻刻想着宋老师，想着我的好妈妈的话“永远做个好孩子”。后来听姑姑刘逢婶告诉我：“那个宋老师到处找你，打听了很多人，找你干什么？这件事情后来我才明白，那位老爷爷和老奶奶不是他们告的密。你受委屈了，对不起——是我。”

八岁到了济南上黎明小学，这是个教会学校，穷富学生全存。我们班有个非常贫困的男同学叫史铭富，我们俩是正副班长。我们俩的副课差距特别的大，教音乐的毛老师常常单独教我唱歌。史铭富是个大大咧咧的男孩子，一次考音乐歌词时，“花姑娘在枝上，又美丽又清香”的歌词，他唱成了“花姑娘在枝上，又美丽又好看”。音乐给他扣去了好几分。我从小体弱，跑不快跳不高，有一次跳沙坑，刚一跳就倒下了，沙坑里拾到一个袁大头，我马上交给了体育老师，从此我不仅音乐是高分，体育也不差。史铭富从小失去了父母，靠给人家推磨生活，生活十分困难。有一天在班上我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说是我饿得。我家里每天给我五分钱的早点费，我从来不舍的花这五分钱，留着给他交书本费。我醒来后没有哭，心想“宋老师，我的好妈妈，女儿做了一点好事，死了一小会”。

解放后我上了实验中学，王大彤校长和吴述郑老师经常用业余时间指导我的文学创作。吴老师把我带到他家里，一面做饭（他爱人有病不能做饭）一面给我讲解。在北京我考上了海正文工团，因为我考的是作文。一位导演看我个子高又瘦，让我表演一段哭戏，我真的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导演说我哭得很真实，天哪！他怎么知道我哭得不是表演，哭得是我自己，哪能不真实？

后来我给长征首长刘润生当秘书（实际是保姆），北京日报，工人日报聘我当通讯员，写点小豆腐块文章，又当了个业余独唱小干部，各处去演唱“小二黑结婚”，毛老师教我唱的用上了，加上北京有大名的歌唱家指导进步很快，大家挺喜欢。

宁汉戈校长在北京看望了我，教导我做一个好干部。崔惟林老师在德国使馆接见了我，介绍我是实验中学的学生，教导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由于老师的教导，我才牺牲了自己救别人。

文革时我被下放到西单自行车修理门市部劳动。1970年轮流在西单广场挖防空洞，轮到我，已经挖过了。快到春节的前几天，轮到门市部聂少然老师傅。聂师傅六十多岁，年老体弱，有严重的哮喘病，天气特别的冷，她又不敢说不去，因为挖防空洞是政治任务，谁敢不去。这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太太太可怜了，我向组长提出来我替她去，经批准第二天我在洞口接洞下运上来的大筐土，眼看着杉槁支架要倒，我跑过去死死的抱着杉槁喊着：“洞下的同志快跑开！”洞下的同志们跑开了，我抱不住杉槁，杉槁倒在我身上，我被打晕过去，他们用平板车把我送到第二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神经专科宣武医院抢救，我又活过来了。大夫说必须住院，驻医院的红五类不让住，因为出身不好不能留院。

各级领导就偷偷的去看望我，38年的老书记，给我送去了饼干。驻区里的干部（军人）到家看望我，他说：“因为你出身不好，不能表扬资产阶级舍己救人，我已没有法子。”他无奈。就这样我休息了一年多，按工伤处理——工资招照发，药费全部报销。

后来调到服装公司、百货公司……又当了干部。现在满身都是伤痛，我深深的记住老师对我的教导“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学生，做个好干部，做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