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中将校园生活回忆长文——难忘的年华

——实验中学学习生活忆记

黄 新

 

    时至仲秋，蓝天白云，天高气爽。2017年9月24日，我们二十几位同学相约，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山东省实验中学，看望老师，感恩师长，回忆往事，畅谈友谊，相聚甚欢。这也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中学6年学习生活的画面，不时一幅幅从脑海中划过，仿佛就在昨天……

 

（一）

 

    1957年的夏季，天气十分炎热，小升初最后冲刺的时刻也日益临近。那时还没有义务教育，升初中的考试就和现在的高考差不多，由省里统一出题，持贴照片的准考证，到指定的考场考试。我当时在济南驻军无影山小学是住校生，这会儿和同学们周末也不回家了，在学校认真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升学考试。算数主要是熟练、准确；而语文，特别是作文部分，对知识的掌握、考题的理解和写作技巧要求都比较高，我复习准备的多半时间都花在写作上。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集中精力好好复习，除集体辅导外，每天一大早，我就从教室把课桌搬到小树林里，怕日晒，就把床单用绳子系在周围的树上，搭就了一片属于我的小天地。听着树上的小鸟与知了在对唱，看着蝴蝶与蜜蜂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闻着周围花草的清香，任凭一阵阵微风轻轻抚过，真是令人陶醉和心旷神怡，复习与写作也不觉得是个负担，反而感到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碰到大晴天，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温度也骤然升高，身上不时渗出滴滴汗珠，也是挺难受。我就干脆光着膀子，穿着短裤继续坚持，实在太热了，就冲个凉水澡，脚下放盆冷水，接着复习。不知不觉，升学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至于报考哪所学校，主要是由老师根据本人的学习成绩与家长商定，再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这往往也就是听听反映，走走过场。当老师告诉我，让我报考山东省实验中学时，确实有点让我感到意外。山东省实验中学当时是省内远近闻名、首屈一指的名牌重点中学。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一般中学不是一点半点。人们都说，考上实验中学，进大学就像回家一样，随便出入。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看得出实验中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虽然向往这所学校，但看到班上有好几个学习成绩比我好的同学都没敢报，而且全班只有极少数，也就是3、4名同学准备报考该中学，心里有些踌躇，很矛盾。我对老师说：“‘实验’录取分数太高了，我没有把握。”老师鼓励了一番说：“你妈妈意见要你报考实验中学。你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关键是要有信心。”听到这话，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当初母亲为什么硬要我“蹲班”的苦心。老人家想得比我远。当我把报考实验中学的决定和自己的内心矛盾告诉母亲后，母亲出我意料地笑了。她说：“这就对了。不论作什么事，都要有一个高标准。人往高处走嘛！”

    升学考试的那一天，考场周围聚集了不少家长。而军人子弟的父母，却没有一个来的，不知他们是因为公务繁忙，还是已经习惯把孩子托付给子弟小学，或者是有意锻炼我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反正看不到大人的影子。由于考场离无影山小学太远，那天我们起床比平日早些，还因为考试要进行一整天，学校的老师不仅带我们到考场，还拎着一大兜面包和茶鸡蛋，这是我们的午饭。

    时间久远了，各科试题在记忆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唯独作文题目，虽已过去了60年，仍记忆犹新。我还清晰记得，作文的命题是《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考题，就觉得耳边一下便响起了雄壮的国歌声，眼前也出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我的脉搏开始随乐曲跳动，我的思绪渐渐向红色聚焦。我从描写当时的真情实感入手，回忆和歌颂我的父亲和无数先烈的革命精神，抒发对他们为了新中国，血染旗帜，“前进前进”的崇敬之情。同时，也表露了自己继承光荣传统，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为建设更加强大的祖国服务的决心……

    没有什么刻意的构思、布局，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语，如涓涓小溪，从笔尖不断涌出，十分自然、流畅。因为那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是心底的一些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笔随着情感的起伏在奔驰，如果不是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真难以停下手中那只飞絮般的笔。下了考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旋律，还不时在我耳边响彻，在我心中翻腾……

    那一年的夏季，感觉特别炎热而漫长。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的压力大，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等待升学考试的结果，天天盼发榜、等录取通知书，心情惴惴不安，日子更难熬。考完试，在高度紧张之后，一放松，我竟发起高烧，病了一场。8月中旬的一天，随着邮递员轻轻的叩门声，一个信封呈现在我面前，“山东省实验中学”火红的落款跳跃在我眼中，顿时浑身的血液直向上涌动。不用打开信封就知道被录取了，否则信封的落款就该是别的学校的名字了。

    妈妈晚上下班回来，得知了这一消息，看得出来她是挺高兴的，只是脸上没有过多地表现出来。这符合她的性格和一贯作风。只淡淡地夸了两句，就严肃地告诫我三件事：一是中学与小学不同，老师上完课后，主要是靠自身加强理解，学习要更加自觉；二是要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交朋友，搞好团结，不要以干部子弟为傲；三是上中学与在子弟小学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人关照你，要学会自己动手照顾自己，提高自理能力。母亲还特别提到：你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开始了……

 

（二）

 

    1957年9月1日，我正式迈进了山东省实验中学的校门，就读于初中一年级一班。

    实验中学成立于1948年10月，是伴随着济南解放，人民政府创办最早的实验性中学，校址最初在经六路纬四路。据说日伪时期，日本人曾在这里办过一所重点中学。上学时我还见到，部分课桌腿上刻有“日本高等女子学校”，以及他们为培养“武士道”精神的一些教学用具，如木刀、木枪和护甲等。校区由两个院落组成。主院是教学区，校部、各教研室、实验室、教室、礼堂、小操场；另一个院落与教学区隔一条马路，是课外活动区，主要有篮球、排球、足球场和田径场，还有体操和攀登等器械，另外，校办工厂也在这个院内。

    教学楼的主楼是一幢F型的大楼，由一幢主立面向北的T字形巴洛克式、花岗岩石底座的二层楼，和在其东端加盖的南北向的一字型日式楼组成。虽然层高相同互联互通，但是仔细看其建筑风格完全不同，T字形巴洛克式楼是平开窗，一字型日式楼是推拉门窗。

    虽然它历尽沧桑，经过几十年风吹雨袭，但仍然坚固，透露着历史的痕迹。教学楼中间是学校的小操场，早晨的升国旗仪式、课间操、学校的重要集会都在这里进行。背靠教学主楼，站在操场向前望去，就是父亲生前和我们全家住过的那幢二层楼——前英国领事馆，也是巴洛克式建筑和花岗岩结构，与教学区主楼的风格如出一辙。这是我完全不曾想到的。据说早先在德国占领山东期间，这两地曾为一个院落，是个兵营。如今，以前的那个家，虽近在咫尺，仅一墙之隔，却又感到那么陌生、遥远。父亲离我们而去，那个完整美满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时站在操场参加活动，时不时会转过头，望着父亲住过的那幢房子，便不由自主地陷入遐想：母亲一定让我报考实验中学，是否有意让我站在这里多看看那幢熟悉的楼房？您的心意儿知详，是让我永远不要忘记那是父亲居住过的地方；母亲是否有意让我多看看父亲卧室的那扇窗？您的心意儿知详，是让我永远把亲人的嘱托记心上；母亲是否有意让我多看看那道绿篱墙？您的心意儿知详，是让我永远保持革命青春，要以父亲为榜样……儿知晓母亲寄托着众多的期望，儿一定会珍惜每寸时光……每当我学习遇到困难或心情不舒畅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那儿看看那幢房、那扇窗、那道绿篱墙，无形中她会给我难以言喻的力量……

    入学后没两天，有同学告诉我，我的作文“上墙”了。开始我感到有点奇怪，刚上初中一篇作文还没写呢，这是怎么回事？上前一看才知道，这是57届初中升学考试优秀答卷的展示橱窗。这种展示不知对别人怎样，对自己确实是一种激励。在录取通知书里有各科的成绩，而语文的考试成绩是其中最高的，作文分数占的比例尤重。或许这篇作文切题紧，把家庭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或许真切感人，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或许文字流畅，是这几年的反复写作，有了积累、进步……反正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六年之后，在高考复习写作时，我又一次在全班得过一次98分的高分。那一次的习作，已经不是一般的作文了，是花了4、5天功夫用毛笔写成的，足足用了多半本作文簿，可称为我人生的第一篇小小说。我记得批改作文的是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调到我校的特级教师叫徐仁。他用红笔在作文簿上圈阅批注了许多地方，还在班上赞扬了我一番。他的一席话，改变了我报考大学的志向。由原来考理工科变为考文科，最后被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为此，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想来，上个世纪50年代，中学生接触和拥有的生活面、知识面，并没有当下青年朋友们那么多、那么广，思想也没有他们活跃。因为过去信息渠道很窄，了解社会大半是通过文艺作品，像小说《真正的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电影《乡村女教师》、《普通一兵》、《幸福生活》等，来获取的。至于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尤其一些中外名家作品，像巴金、曹禺、莎士比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剧本及长篇小说，直到高中以后才读过,有所了解。

    那时的文学读物、影视作品，远没有现在“繁荣”。数量虽少，但经典的东西很多。有时听说谁有了本新书、好书，大家都“排队”等着借阅、传看，十分抢手。记得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片中的“拉兹之歌”很好听，也能跟着哼哼几句，但更多的是同情主人公拉兹的遭遇，感叹资本主义社会“下等人”的苦难。也正是从那时喜欢看古典名着，甚至手抄背记一些名段佳句、经典诗词散曲。我开始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慢慢地认知社会、感悟人生，张开了那双羽翼未丰的青春翅膀。

    也可以说，我的人生转折，是在父亲远离我们，而我又必须面对那幢“花岗岩小楼”，在顽强的生活中完成的。我一直觉得父亲就在我的身旁，关注着我，激励着我，期望着我……那时风华年少，又是刚步入社会，没有想到以后会遇到那么多曲折，那么多活生生的锻炼和考验……

（三）

初中时期的我

    实验中学自成立起，与其他中学不同之处，就在于具有鲜明的“探索性”和“开拓性”，用现在的话说叫改革。先后在学制、课程、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实验，取得了显着成绩。

    我所在的一班从初中到高中都被定为“大改”班。1960年我们班初中毕业，当年中央提出了教学改革的要求，人民日报4月10日发表了当时中宣部长的文章 《教学必须改革》提出“我们想从现在起，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我们准备以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作为承担教学实验任务的山东省实验中学当然要先行先试。为了加快进度，学校确定以我们班为基础在其他3个班选取部分德才优秀的学生组成“大改”班，直接升高中，学制为两年，选配了学校顶级拔尖的教师在放假前就开始教学，使用了华东师大等院校编写的教材，如将代数、三角、几何三门课合并为数学和函数一门，为了适应物理与数学的关系，物理课将原来高三的光学部分移到前面，仅用了放假前的两周就学完了光学，还学了立体几何，同学们对这种跃进式的教学，很不适应。暑假期间学校校址由经六路纬四路搬到杆石桥原济南三中校址，开学后我们仍然使用实验教材，和高一的另外三个班不同的教材不同的进度。老师专门备课，但是用的教材也是匆匆编写而成，各课程之间衔接不是太好，如物理用到的数学知识还没有学，给教学增加了不少难度。随着１９６０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进行反思，决定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停止二年制试验，恢复三年学制，使用全国统一教材。

    我们班在编班时，对学生的选择比较严格，学习成绩比较整齐。作为实验，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有些做法，现在看来，比较过激，未必恰当。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破旧立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后人评说前人的局限一般比较容易，但理解前人一般说比较难。

    我们这个班，到了高中，对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课特别重视，师资配备特别强，象数学老师顾大义，物理老师郑爱光，化学老师李恩诗，俄语老师应祝明，不仅在全校是最优秀的，在全省也是很有名气的。数理化讲课的内容与作业，比一般学校范围宽，程度深，外文的单词量大，口语会话要求高。为了重点突出这些课目，有些课不再作为正规课教学了。例如：历史、地理。我们班凡是后来选文科的考生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语文是高考必考科目,语文师资配备也很强,我记得有钱凤珍、徐仁等老师。

    “大改”班由于定位主攻理工科，所以最后选择考文科的极少。我之所以高考选择文科，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不果腹，身体极度虚弱，冬天穿着棉大衣上课还觉得冷。有时，为了保持热量，喝点热水充饥，但连一节课都坚持不住，中间还要跑一趟厕所。体质的下降，身体的病也多了起来，经常会因感冒发烧耽误上课，特别是 “三角”课，学起来感到实在吃力，成绩老是提不上去。我除了物理、几何成绩比较好外，代数、化学的成绩离重点分数线还差一截。另一方面，我的语文成绩好，特别是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赞扬，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最后一横心决定考文科。

    但是前面的路仍然很艰难。历史、地理是文科必考课目，但我们班由于是理科大改班，这些课目三年教学中根本没学过，高考前要靠自学去完成。平日除了参加辅导，完成布置的练习题外，主要就是埋头补习历史、地理。时间紧，晚上就开夜车，复习到凌晨是经常的事。几个月下来，终于顶不住了，一天上午突然晕倒在教室外的走廊上。醒来时发觉我已躺在老师办公室的长椅上，迷糊中听见老师在议论：这孩子，为了高考都拼命了！？此时此景，也颇有现代高考“冲刺”的味道。当时，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心中的苦，心中的累，心中的无奈，都与泪水混合在了一起……

    就是这样拼搏，毕竟是临阵磨枪，考得并不理想。庆幸的是录取我的曲阜师范学院虽然不是全国重点，但其中文系在全国还是很有些名气的，毕竟是地处孔子家乡的国学系。我班近50人，当时考入大学只有19人，我是其中之一，升学率30%多一点。这在那届毕业四个班中还是最高的，当时山东省高考升学率大约10%左右。我班那些报考工科的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马祥明同学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王纪康、蒲志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刘小平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杨军因病休学，次年也考上该院），张仲平考入天津大学等全国着名院校。（其他还有吴晓楚、崔连山、徐志远、李绍凯、郑秀华、周力、张庆春、俞纯棣、迟振国、高黎生、何向阳、郑立功、于德秀考入省内外高校），由此也可以看出学校的探索还是很有成绩的。

 

（四）

 

    那时在教育战线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作“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红”就是思想要好，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这是大家自觉自愿的追求；自私自利、一马当先为自己打算的人，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专”就是学习态度好，学习成绩平衡、突出，乐于帮助别人；散漫、懒惰、不求上进的人，也是不受欢迎的。人们对“又红又专”这个口号的理解，有深有浅，看法不尽相同很正常，但实验中学在又红又专思想指导下，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实验实践，我是受益匪浅的。过去的政治课，被看作是一门分量很重的课，每学年都有正规的课本，还根据形势不时补充有新的油印讲义，有专门的教研室和老师负责教授。他们一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青团的骨干分子，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有良好品行才有资格被任用。我们初中、高中的班主任卢履平、初维真都是政治老师、共产党员。他不仅教政治，还是我们的思想辅导员。那时的在校辅导员，是老师又像兄长，为人表率，很受同学们的尊重。大家有什么为难的事、不愉快的事，甚至家庭有什么矛盾都愿意向他们倾诉。

    国家对贫困生很关怀，从初中开始就设有助学金，多的十几元，少的只有几元钱。钱不多，但对他们完成学业，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几元钱省着点用，不仅能解决一个月的伙食费，还可以有点零用钱，买点学习用品。5元、8元钱也可以每天中午在学校吃一个月的饱饭了。因为助学金的名额有限，不是家里十分困难都自觉不去申请，有的还是老师在走访中得知实情，主动帮助解决的，有的家庭情况稍一好转，便主动把助学金让给其他同学。这种互助互爱、诚实诚信的良好风尚，感动着每一个人，教育着每一个人，是很实际的品德教育。这些贫困生刻苦上进，品学兼优，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学校每学期都要对学生作出书面品德评语，不仅肯定成绩，而且要指出不足，提出希望，最后明确品行等级。我记得品德等级划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等，一般情况下就是不出什么问题也评不上优。只有德智体较为全面，而且某方面比较突出的，才能评为优。犯了错，不良影响不大的，只能被评为及格，犯了较大的错且影响较大，受了处分的就被评为不及格。升学录取时不仅要看学习成绩，还要看品行鉴定。“德智体”中，“德”居首位，占很重的分量。老师常说一句话是：“你们要记住，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先要做一个思想品德高尚的人。”所以学生与家长对此都看得很重，严格自律成为大家自觉的行动。我们班从初一到高三，六年中品行没有不及格的，更没有受学校处分的，大家相处得都很和睦融洽。

    虽然学习任务很重，但学校出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虑，尽可能安排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参加生产劳动，除了积累社会实践的经验，更看重通过这些活动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增长才干，磨炼意志，培育品格，为做红色接班人打基础。那时，外界干扰诱惑少，学生们心底纯真，几乎没有什么杂念，只知道一门心思学习，积极追求上进。

    学校有自办的工厂，占地不大，但二百多平方的厂房里设备比较齐全。车、铣、刨、冲床和钳工台都有。学生每周要在工厂劳动半天，初中生主要学习钳工和冲压一些零件；高中生开始学习车、铣、刨等机床操作，根据图纸加工一些比较复杂的零部件。学校与济南第一机床厂是邻居，相互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校办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是机床一厂支援的，还定期派工人师傅来辅导我们，一些订单也是工厂交给我们来加工的。这样既可以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又能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还能亲身体验到工人老大哥工作的艰辛和工业生产中的集体主义精神，锻炼和收获是多方面的。

    初学钳工时，我觉得很简单，不就是个手工活嘛，干起来才知道其中学问还真不少，道道深着呐。锯，用力要均匀，注意平衡，才能锯得直不浪费材料。锯钢料的时候还要不时地向锯缝中加点机油，以便润滑与降温，这样既能省力又能提高效率。攻丝扣也很讲究，如用力与方向掌握不当，不仅丝锥容易折断，攻出的丝也不光滑顺畅。钳工分为8级，而我们连个正规学徒都算不上。辅导我们的师傅也不过是二、三级工，高级的师傅都没有见过。现在想想，再高级的师傅面对我们这样毫无基础的初中生也派不上用场。

    初三时开始学习车床，起初只是听师傅或高年级学生讲车工技巧与注意事项，看着他们操作。后来在他们指导下实际动手，第一次操作心里还真是紧张。一开车，车床与马达带动皮带发出轰鸣的响声，车轴飞速旋转，车刀下圈状的切屑带着火星飞出，心怦怦直跳，生怕一不小心把手或什么东西卷进去，不过时间长了就好了。学车工必须会看图纸，要严格按照图纸进行加工，这对于建立几何图形的立体感，正确地解析计算都有好处，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而我们书本上学的有些东西，师傅们有时讲不明白，我们就反过来教他们。师傅们也认真虚心地听，我们还有点很得意的感觉呢！

上中学时的我

 

    除了学工，一年中还要不定期地去农村参加劳动，主要是干些播种收割的活，有时还去挑水抗旱。坐在教室里朗读着“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只是有了不能浪费粮食的初步意识，只有真正来到农村，实实在在地参加田间体力劳动，才真正体会到“汗珠掉地摔八瓣”换来每粒粮食的辛苦。其中，收割小麦是我感到最累的农活之一。

    山东小麦的成熟期一般在6月上旬。火辣辣的太阳下，呆在屋里不干活都是一身汗，更不要说烈日之下不停地挥镰收割了。一天下来，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泛着一圈圈的白碱。由于出汗太多，淹的脖子周围一圈的皮肤生痛。收割和捆扎时，麦芒不断刺在出汗的手臂上直往肉里钻，泛起片片红点，疼痛难忍，又不敢揉搓，那滋味真不好受。不停地重复着弯腰挥镰，最后手都握不住镰把，腰也弓着直不起来了，浑身象散了架一样。特别是为了避开烈日，清晨要4、5点钟起床接着干，时间一长每弯一次腰，每挥一次镰，所牵动的肌肉都生疼，不咬咬牙，没有坚韧的意志，还真难以坚持下来。

    比这更累的活就是挑水抗旱。城市孩子，用惯了自来水，极少挑担，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一担水六、七十斤，一上肩就压得东倒西歪，不要说还要走上几里路了。抗旱的地方一般都是缺水的山地或丘陵地，不但水源较远，而且上梁下沟，曲曲折折的小路也多。担子只要一上肩，从肩膀到腰和腿都吃着劲，一刻也不能放松。不会挑担子的，付出的体力就更大，因为两只桶横着摆不说，有时还不是一个方向。这时挑水的人，不但走一步都困难，就是勉强能迈开步，也是踉踉跄跄，像喝醉了酒似的。所以，女生一般都是两人抬一桶。挑水、担水，这个看似简单的活，不但要有体力，还要有点技巧。看来做一个农民也不是只有力气就行，很不容易呢！同学中有些老家在农村的，他们从小锻炼，挑起水来，一颤一悠地走得比我们轻快，大家打心眼里佩服。在下乡劳动中，我还学会了推独轮车。现在年轻人不要说会推了，可能见都没见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欠收，城市人口粮食定量降低，人们把周围的树叶都吃光了，近郊农村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我们就坐火车，到离济南较远的农村，住在那里，主要是帮助生产队收地瓜。活虽然不累，也就是先把地瓜蔓割了，然后把地瓜从土里刨出来，但大家肚子里缺粮，往往干不多久就没劲了。鲜地瓜刨出来，生产队先把需要交的公粮，预留出来并切成片，就地晾晒，等晒成地瓜干好上交。剩下的部分，当场分给各家各户，大家都缺粮，不是等米而是“等瓜下锅”呀！

    有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在外住了10多天。大家分散住在群众家里，集体开伙，几个手巧的女同学负责做饭。所谓手巧，不像现在要会烹饪山珍海味，而是要善于粗粮细作。每天劳作完，生产队长都会给一捆地瓜蔓和几斤地瓜，现在地瓜在城市里当点心吃，但是那时家家户户当作主食。地瓜蔓不要说吃，城里见都很少见，要做成饭菜谁也不会。农村大嫂大婶就教我们切成丝，嫩一点的炒着吃，老一点的就放在大锅里加上地瓜面熬粥喝，地瓜叶加上蒜泥凉拌，大家都说是“地瓜大餐”。

    农民兄弟在自己都不够吃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分给我们，那真是从肚子里省出来的。我们也尽量多吃点地瓜蔓，省出一斤二斤的粮食匀给他们，他们却死活不要。并且说，你们是城里的学生，细皮嫩肉的，能下乡来帮我们干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吃你们的粮食？大家都很感动，也很受教育。

    那时候，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农民兄弟姐妹们都很乐观，在田间劳动与小憩中，他们并没有因为各种艰难而沉闷，时常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讲故事，说笑话，语言通俗生动，新鲜幽默，妇女们爱唱山东吕剧，男人们大嗓门的吼山东梆子。我们深受感染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生产队干部对我们说，农村里受灾遇难逃荒要饭是常事，天灾人祸谁也躲不过去。咱农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能扛，只要有地总能打出粮食，苦日子也会过去，我们不在乎！一次，我们看见一位刚过门的小媳妇，因不满几个小伙子的嘲讽，上去与其中一个扭打起来，直到拧着他的耳朵，让他求饶为止，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原以为农村远比城市闭塞封建，没想到这里的妇女那么开朗。

    在那时，类似的事在城镇也是忌讳的，中学生们更甚。因为有规定在校不准谈恋爱，男女生之间都有意识在交往中保持一定距离，生怕被人议论。中学六年中，我大多都与女同学同桌，在我入伍后也有女同学写信很含蓄地表示想与我交往，但没有一个是同桌的女生，可能我因遵守纪律，过于矜持与冷淡了吧。仅从这点上看，农村有的地方比城镇还开放。更可贵的是处在生活艰难，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农民兄弟纯朴、豪放、心底善良，实在、乐观，困难面前不折腰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60年代入伍后，我的战友们大多是农家子弟，他们身上都有着这种可贵的品格，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他们很敬重。人不能忘本，因为我的祖辈也是农民出身。我真切地感到，中国农民是最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默默承受压力的阶层，也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个群体。我从心底里敬佩他们、感恩他们。

    这次下乡，也给我留下了一个终生的遗憾——在回来的路上把书包丢了！返回的火车上人很多，坐位少，大家就把行李堆放在两节车厢间的过道里，我和几位男同学站在那里负责看管。车到济南，我下到站台接运行李，最后一清点，大件不少，可我的书包不见了，再上车找也找不着了。其实书包里并没有值钱的东西，唯一让我心疼的是一把父亲留下来的不锈钢勺子。这是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勺把上印有“USA”字样，这除了证明是真正的美国货，还证明美国不仅为国民党提供打内战的武器装备，连吃饭勺子这种小物件，也给予了保障。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美国把国民党武装到了牙齿。我原以为这不过是形容罢了，听母亲讲了这只勺子的来历才真正理解了这话的双重含义。五十年代我国还不能冶炼不锈钢，所以这样的勺子很少见，它既是父亲的遗物，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丢掉了真是很可惜。日后每每想起来便暗暗自责。

参加军训

    谈到学军，因为条件所限，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同学们的兴趣比学工学农更浓。不仅解放军在心中形象高大，而且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讲，军营充满了新奇和神秘。就是我这个出生在军人家庭的人，真正接触基层部队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的。幸运的是我们班有济南军区、军分区领导的子女杨军、周力、刘小平、高黎生，在他们的协调下，军训的安排很顺利。当同学们穿上从部队借来的军装，扎上腰带，甭提有多高兴了。衣帽上虽然没有缀领章帽徽，可绝大多数同学是第一次着制式军服，纷纷跑到照相馆去拍照留念，取回照片还互相比着看谁“精神”。因为受国家和个人经济条件的限制，各学校都没有统一的校服，即使设计出来了，也会因许多同学买不起而作罢。这次我们是在全校第一个统一着装的班级，而且穿的是真正军装，别的班都很羡慕，也成了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

    队列训练是部队派骨干到学校操场教练，而障碍越野、刺杀射击课目都在军营内进行的。看到一排排的营房，书写流利图文并茂的墙报黑板报，同学们都有些吃惊，而那些我们学校也有的沙坑，单双杠在这里也显得特别有生气。连队干部带大家参观战士宿舍，诺大的房间里，整齐划一的床铺，刀切般的“豆腐块”被子，大小一样颜色一样的毛巾挎包，连插在军用搪瓷缸里五颜六色的牙刷所摆的方向也完全一致，一把把牙刷像一个个挺立的士兵招人喜爱。同学们低声地说：“解放军就是厉害呀！”

    听说军训最后，每人可以打三发实弹，同学们更是兴奋，练习得格外用心。我生在军队，长在军营，真枪摸过不少，还是校射击队员，小口径步枪实弹打过几十发，可军用步枪的实弹射击，我也是第一次。射击用的是苏式“7.26”步骑枪，后坐力大，我也没打中十环，但枪枪打在8、9环上，比起那些“剃光头”、甚至把子弹打到别人靶子上的同学算是好的了。不管成绩是好是坏，大家都很高兴，也很自豪，毕竟听过枪响，打过真枪实弹了。整个军训过程中，“将来要当兵”的思想，不停地在我脑子里萌动。

    除此之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到鞋厂做过鞋，从纳底、上帮、撑楦都干过，还糊过火柴盒，到电影院打扫卫生、当引导员，还帮助商店售过货。学校里还开设了一个文具店，由同学值班当售货员。记得大妹妹刚考进实验，由于以前读小学时文具书本都是保育小学发的，现在要自己买，立刻有点晕头转向，该买什么本做数学作业？什么本做笔记？什么本写作文？……她只好让我代她买。现在想来，学校为了扩大学生们接触社会的机会，经风雨见世面，增长知识才干全面发展，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学校的课外活动多种多样，很丰富、很活跃。有篮、排球队，体操队，田径队，合唱队，舞蹈队，器乐队，射击队，航（空、海）模组，摄影组，美术组，木工组等等。我班傅靖生是美术组的成员，那时就参与画大型壁画，初中毕业就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成了着名画家、导演和摄影师。校体操队曾为省队输送过好几名队员，田径队多次多项破过省记录。那时，国家为了强健青少年体魄，推行一种体育达标制度，叫“劳卫制”。我记得其中有十多项具体指标，这无形中激励我们奋勇当先，争先恐后去达标。当我们戴上“劳卫制”徽章时，不仅是自豪，更是经过磨砺后的自信。

1961年我为母亲和弟弟妹妹在青岛拍摄的照片

    我还先后参加过航模组、摄影组、和木工组。在木工组主要是协助老师傅修补桌椅门窗，有时也在他们指导下加工教学道具和用品，学校礼堂的联椅就是我们加工制作的。对于一般木工的锯、刨、凿、打墨线等活我都比较熟练。我大妹妹还记得，应她的要求，我为她的洋娃娃制作了一只两头高的木板床。现在我家里使用的一套家具还是30多年前我亲手设计，让木工打制的。在摄影组不仅学习摄影，还亲手冲胶卷和洗照片。各人的器材要自备。我用的是一架父亲战争年代缴获的，德国19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的皮腔折叠式120像机─德国名牌“蔡斯”像机。它是一个全手动的像机，对焦要目测距离，用手调镜头，定在相应的刻度上，光圈和快门全凭经验手工调定，对摄影者要求很高。我记得初中有一次全班去大明湖春游，我用这架像机和向舒关关同学借来的莱卡像机，为同学们拍了不少照片。60年后的这次聚会，这些照片也成了同学们的珍藏。闲时，也为母亲和弟妹拍几张。随着条件的改善，摄影器材也不断更新，摄影的内容也从家庭走向社会，题裁也从人物肖像走向多样，动机也从随意走向创作。现在我时常有作品发表，在全国摄影展上多次获优秀作品奖，还有一次获得铜奖，个人的摄影集已付梓，即将刊印；我还有幸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想起来还真要感谢学校摄影组的启蒙学习。

    在航模组，通过学习制作飞机、舰艇模型，初步了解了一些航空、航海知识和飞机、舰艇结构，这为我从军后再次涉及这些领域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也可以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母亲为了我的爱好给我买了成套的模型材料，锻炼我的动手能力。我记得与马祥明同学还利用暑假为教研室制作过电动示教模型，利用爆竹黑色火药制作过小型火箭，虽然没有飞上蓝天，但还是参加了省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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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里的文娱活动也开展得非常活跃。当年为配合爱国卫生运动，表演了街头活报剧——《消灭四害》。韩立柱、赵常新、许志远三人课外活动总凑在一起练歌。韩立柱几乎天天一早就来到学校苦练竖笛，笛声优美动听，初中毕业就被山东省歌舞团录取了；舒关关总是面对墙壁有板有眼地练唱京剧，十分投入；李绍恺不仅俄语学得好，说得流利，歌儿也唱得好。为配合学校文艺比赛，班里排演了大型红色歌剧——《刘四姐》，我和班里许多同学都参加了，大家热情高涨，一心为班级争光。杨军特从前卫歌舞团借来演出服，为剧目增添了不少光彩。活跃的文娱活动与班文艺委员张庆春的努力分不开，她不仅要进行筹划，具体组织，还要亲自登台演出，真是不容易。这些丰富的课外活动陶冶了情操，增强了集体荣誉感，也焕发了同学们的青春活力。

 

（五）

 

    有些课外实践活动并不是学校有意识组织的，而是按上级有关单位要求布置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印象最深的就是“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

    “大跃进”这个词，是在学校政治课上听到的。那是在1958年，老师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高举“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就是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特别是听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要“超英赶美”，“15年赶上英国”，粮食、钢铁、机械“三大元帅”要“升帐”，心里很兴奋很激动。年轻人谁不想为国家建设多出一把力，早早迎来共产主义社会呢！但是，当时年少，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中国国情、经济规律等大问题。

    学校组织我们参加“钢铁元帅升帐”的大炼钢运动时，同学们的热情都非常高涨。我们不仅要停课去郊区的燕翅山运铁矿石，到火车站去运煤炭，还在学校操场甚至校外的人行道边上建起了许多“小高炉”。不要说学生，老师们也从来没炼过钢铁，看别人怎么建就怎么建，人家怎么炼就怎么炼。全校白天黑夜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家不怕累，不叫苦，干劲十足，一个个脸上抹满了煤灰，像小鬼儿似的，却没炼出一炉铁，更不要说钢了，倒是浪费了不少材料。

    “小高炉”不得不停了。学校又在济南郊区经专家指导建了一座比“小高炉”正规的炼铁炉，由钢铁厂工人带领，开始炼铁。我们班的任务是砸矿石，把大块矿石砸成煤球大小，以便冶炼。我们边上课边炼铁，炼铁炉24小时不能停，学生也就要昼夜轮班干，遇上干夜班，有的结伴而行，有的女孩子家长不放心就接送一程。婚后妻子杨华荣给我讲了其父亲为其担心的一件事：一天晚上，华荣上夜班，因炼铁炉急需矿石就加班多干了一个多小时。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杨得志，与其他做父亲的心情一样，见女儿没有按时回家，心里很是着急，便悄悄从后门出去接她。回来时被哨兵发现了，并报告了上级。后来军区保卫部还专门找她爸爸谈话，指出他违反了警卫规定，下不为例。

    这样的全民大炼钢铁也没能持久，几个月后，炼铁炉便移交给有关专业单位，学生们又回到了课堂。那时候心里虽然有些疑惑，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还是从主观上找原因，觉得主要是我们没有专业技术，不会炼，“超英赶美”的“万丈豪情”没有实现总有点遗憾。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大跃进”，大家的主观愿望还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能早日富强起来。但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的泛滥开来，教训是很深刻的。但当时只是觉得受苦受累，钢铁没炼出来不说，正课耽误了不少，有点划不来。也想过眼看着钢铁炼不成怎么还不停呢？还想过大炼钢铁造成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包括我们这些不辨菽麦的中学生，都觉得不那么对劲，私下里有不少议论，家长们也说，你们一帮中学生跟着起什么哄呢？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我们说也不清楚，有些彷徨。

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涉及政治所萌发的在当时没有答案的思考吧。也许从那时开始，我对政治，特别是时事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凡是绝大数群众看不惯的政策，不拥护的东西，不会是一项好的政策，也是不能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而不是只强调其一。

 

（六）

 

    山东实验中学6年的中学生活，在人生中不算长，也不算短。一晃60年过去了，回忆中学时期的生活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人生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忘不了老师们的辛勤耕耘。他们不畏严寒酷暑，默默在三尺讲台上无私奉献，传授的知识为我们今后拓宽专业技能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一入伍到海军学的是潜艇航海电工，专业知识涉及电工学、电子学、流体力学等十几门课程，不仅要弄通工作原理，还要学会实际排除故障。正是在中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经过努力学习毕业时被评为五好学员并留校工作。多年后，我先后在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进修系担任过系副主任、主任，许多学员成为军队建设的栋梁，自己也为国防和军队人才建设贡献了一分力量。

    忘不了中学火热的生活。除了学习，学校还十分关注青少年的政治追求和进步。许多进步青年加入了共青团，各班也陆续成立了团支部。记忆中，我们班初中时的团支书是李素英，高中时的团支书是孔宪英。我也加入了团组织，后来还被选为团支委。此后，政治生命之树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学校的课外和实践活动也十分丰富。除了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外，学校还成立了许多课外趣味活动小组，使我们学到了课本上许多学不到的东西。我们班男生还门成立了排球队，我和周力、舒关关、赵希光、徐志远、郑立功等经常在一起练球，不仅为班级争得了荣誉，还强健了体魄增进了团队精神。

    忘不了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无论在学校学习，还是外出参加劳动，只要一人有了困难，大家都来帮助。班上有几位年龄比较大，阅历丰富的同学。他们处事稳重，乐于助人，是大哥大姐式的人物，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李一农、孔宪英就是这样的人。我的同桌张庆春、余纯棣、于耕圃等，在学习上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每次病了补课，他们都不厌其烦。我还记得，一次在练排球准备比赛时，没有合适的鞋子穿，顺口说要是有一双解放鞋就好了，因它轻柔又结实，十分让大家喜爱，但又十分紧俏。周力知道后还是想办法帮助买了一双，解了当务之急，事过60年了我仍记忆犹新。参军后，在紧张艰苦训练之余，每当接到同学来信问候与鼓励，都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一年后，我入了党当了班长，后又被提升为区队长，这都离不开战友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

    人生能有几个甲子？时间易失，真情难忘！老师同学平日虽少联系，见面更难，但若一旦打开回忆的闸门，浓郁的情感便会喷薄而出，就像乡音难改一样，深深的师生之情，纯真的同学之谊，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这6年的学习经历更是宝贵的财富，它像大江初始的泉源，似高楼之底基，如大树其深根。这江河湖海再泓大不能不溯其源，大厦再高耸不能不念其基，绿树再参天不能不系其根。实验中学就是我们人生之根、之基、之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明年将迎来实验中学建校70周年，在此衷心祝愿母校在教书育人、全面建设上取得更大成绩，创造新的辉煌！祝在校同学努力学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祝老师、同学和校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

于北京空军干休所